当然,若论打仗陈越自然不会惧怕高杰刘泽清之辈,不过毕竟手下只有一千余骑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接了崇祯往南京,不能耽搁时间。

    因为按照陈越记忆中的历史,北京陷落之后,史可法和马士英等人拥戴福王朱由菘登基,建立了弘光朝廷。

    陈越不知道现在朱由菘登基没有,他能做的就是尽快接到崇祯,最好是在朱由菘即位之前赶到南京,否者一旦朱由菘当了皇帝,崇祯将无可奈何,自己这一番辛苦也将彻底失败。

    黄河滔滔,流向东南,在淮安汇入淮河,往东流入大海。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眼下的河道并非是后世的由河南经山东流入渤海,而是从曹县往东南经徐州直至淮阴,万历年间,潘季驯治黄河,修筑了从曹县徐州至淮阴的大堤,在淮阴黄河水大部分流入洪泽湖中,少部分往东流入大海。

    不过常年泥沙淤塞严重往大海的河道几乎废弃,黄河水全部汇入洪泽湖,形成了浩荡数百里的湖泊。陈越派人沿着废黄河往东探查,发现河床远远高于两岸,河流狭窄之极,顶多行走小船,海船绝对无法通行。海船到了之后也必须下船沿着陆路前往淮安才行。

    至于徐州一带的明军,据查,徐州确实驻有高杰军,不过眼下高杰军的主力却不在徐州,徐州城内只有少部分兵力驻守。

    陈越知道弘光朝廷是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四镇所立,高杰肯定是带兵南下,保着福王朱由菘登基去了。陈越顿觉时间的紧迫,匆忙带兵沿着黄河北岸前进,他要迅速赶到海边,去接从海路而来的崇祯。四月八日自天津出发,今日已经是四月二十日,不知道一切来不来得及。

    陈越不知道的是,早在他带兵刚从天津出发时,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

    三月上旬,南京接到了崇祯的勤王圣旨,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刻调集南京的军队出兵勤王。四月初,史可法带兵渡过长江到达浦口,北京陷落的消息已经传来。四月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通过塘报宣布了北京陷落之事。

    既然北京沦陷,勤王已经没有意义,史可法遂驻扎在浦口,焦急的等着北方的消息,他要确认崇祯是否还活着。然而各种消息纷纷而来,有的说崇祯殉国,也有的说崇祯已经沿着海路南下,众说纷纭、莫一是从。

    几日后,原大学士魏炤秉从北京南下,逃到了浦口,证实了崇祯殉国的消息,史可法彻底死心。

    既然崇祯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必须从藩王中挑选一人登基称帝。史可法身为南京兵部尚书,南京文臣之首,挑选藩王登基的事情当然着落在他的身上。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南京方面的情况。南京作为大明两京之一,和北京一样设有六部都察院御史台等各个衙门,政府机构完全和北京一样,甚至各部官员的品级也和北京完全相同。只要新帝登基,南京政府机构立马可以运转。当然,此时的南京没有内阁,所以掌握兵权的兵部尚书就是文臣之首。当然另外还有两个管事的,一个是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另一个是南京守备忻城伯赵之龙,和兵部尚书史可法一起是南京三巨头。

    当然史可法文官的身份,使得他的地位远在韩赞周和赵之龙之上,可以说由哪个藩王即位可以由史可法一言而决。

    按照血统的远近来算,崇祯殉国,理应由他的儿子继位。可是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沦陷在北京无一逃出,而崇祯也没有兄弟在,不过崇祯祖父神宗朱翊钧倒是有其他子孙在。比如福王朱由菘,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灜。另外潞王朱常淓是神宗的侄子,血脉也不算太远。

    从伦序来说,应该先考虑福王惠王和桂王,而三王之中,福王则最为合适,因为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的第三子,惠王是第六子,桂王则是神宗第七子。而且福王朱由菘和崇祯同辈,由他登基可以援引兄终弟及继统,而惠王桂王都是崇祯的叔叔,则不是太合适。

    所以一开始,史可法的心里是偏向福王朱由菘做皇帝的。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都主张有朱由菘继统,比如淮安巡抚路振分,给史可法的信里就赞成福王继统。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也持同样的态度。

    可是南京的大部分官员却反对福王登基,因为历史的原因,南京六部的官员大部分是从北京贬谪而来,大部分都是在崇祯朝失势的东林党人。比如兵部侍郎吕大器、户部尚书高鸿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而在籍的原礼部侍郎钱谦益则是东林党的党魁。

    钱谦益两次从老家常熟赶往南京,面见史可法,强烈反对福王登基。原因是朱由菘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神宗喜欢郑贵妃的儿子老福王朱常洵,多次打算废掉崇祯父亲光宗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改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围绕着储君之争,东林党人和万历以及郑贵妃进行了多达几十年的争斗,“妖书”、“梃击”、“移宫”一系列的事件发生。经历了东林党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

    所以,东林党和福王一系是有深仇大恨的,钱谦益等人害怕福王朱由菘登基之后,会对东林党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