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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溪,书堂为溪书堂。后世称他溪先生,称其学派为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的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张载一方面主张改革,另一方面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的支持,但张载在肯定其变法方向的同时,反对其变法的方法,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洛学、关学在大宋归属道学,在这之外,尚有两大学派,那就是王安石的新学,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蜀学。

    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故称其学派为“蜀学”。

    提到新学,自然就要提到变法,提到变法就要提到党争。赵明诚一说到党争,心里就极度难受。几十年的党争,两派互相厮杀,最后搞出来一个元佑党人案,总算暂时停止了两派的纷争。

    “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并延续至今。”

    “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

    赵明诚不厌其烦,把大宋儒家学派逐一说明。

    李虎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他从赵明诚的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新党用新学做为锐意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旧党用洛学、朔学、蜀学做为因循守旧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策,不管是变法还是不变法,都需要用一种学术思想做后盾。

    未来的根基在西北,西北的士人主要是洛学、关学子,而这三种学术理论除了正统关学支持温和变法外,洛学和朔学都是反对变法,如此说来,如果自己要推行变法,那么可供选择的学术理论只有新学和关学。

    “叔父,你认为,未来大宋变革的学术理论应该是何种学派?”李虎等到赵明诚把各家学派的理论大致说完之后,马上问道。

    “当然是新学。”赵明诚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宋要坚持变革,当然要以新学为学术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