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气弹的作用其实与一颗普通的子弹没什么区别，它们被人类造出来都是用来杀人的，不同的是子弹的杀伤范围小一些，而毒气弹是大面积杀伤力，所造成的效果也截然不同，给敌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也不同，毒气弹会让人极为痛苦的死去，旁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感觉很残忍，而子弹一颗就要人命，死了也就死了，没啥痛苦，这就是普通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区别，也是人们为什么可以忍受战争中可以使用枪炮，而不能忍受使用毒气弹，认为它被发明出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原因。︾
在得知英法联军和德军分别在西线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弹造成了十几万人的伤亡之后，萧震雷站出来装模作样的对双方都谴责了几句，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如果让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武器肆无忌惮并且大量的使用出来，赌气蔓延到其他地方，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他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共同约定停止使用毒气弹。
很显然，协约国和同盟国没有谁会买他的账，而他也只是站出来刷一刷存在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几句话而就可以博取一些声望，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双方不搭理他，他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了，这两方人马在欧洲打生打死不关他屁事，就算全欧洲的人都死关了他也漠不关心，他现在关心的是国内问题一些问题，而且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不得不尽快解决。
首先就是匪患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清朝末年的时候各地土匪就已经成灾。到了民国初年，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土匪以推翻满清的名义起义参加了革命军。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土匪仍然啸聚山林，以打劫过路的商旅、打家劫舍为生活来源，特别是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匪患不但没有减轻，而且由于袁世凯的横征暴敛越来越严重。
全国各地中，匪患最为严重的要属河南，在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时间，河南都督是张镇芳，此人与袁世凯是同乡。两人交情莫逆，当初袁世凯开缺回乡，清廷任命了张镇芳接任署理直隶总督一职，因此张镇芳是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
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委派了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是项城人。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他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早办六年。宣统元年的时候。河南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灾荒更重。张镇芳特捐银四千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他对自己的家乡不错，可对河南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当上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之后。赋税不仅没有比清廷时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河南各地百姓不堪负重。纷纷逃入山林为匪，这其中最大的一伙人的头目叫白朗。
白朗此人充分利用灾民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绪。积极联合其他绿林头目，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数千人，北洋当局曾经派人数万围剿，但白朗与当时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受到革命党人的指导，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无法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
因此当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废除了绝大部分苛捐杂税，还大力扶持农民、佃户，这让白朗这伙人没有了群众基础，说下的土匪们都纷纷偷偷下山重新当了农民，不愿意再呆在山上为匪，白朗虽然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当手下土匪只剩下一千多人、政府发布了告示让山上的土匪们放下武器下山接受改造的时候，白朗还是不愿意解散土匪下山接受改造，而是继续在山上称王称霸，并时常与民党一些人暗中联系。
河南一地除了白朗这伙土匪之外，还有其他不少土匪和秘密会党，在永宁和泌阳之前有一片地区，这些地区群山起伏，熊耳山脉和伏牛山脉耸立在其间，当地居民多数以种粮为生，很少有剩余出售。耕地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商业和手工业。大多数贸易在山里的集市中进行，河南匪帮和秘密社团就分布在这一带。土匪活动成为穷人对贫困的普遍反应，他们攻击掠夺那些比自己富有的人，而象红枪会那样的秘密社团则由比较可靠的富有阶层所支配，以保护代表他们权力的财富，于是秘密社团成为对付土匪抢劫的工具。
在政府武装和土匪之间，还有一个武装组织，那就是地主武装，地主阶层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红枪会这样的组织就属于地主武装。除了红枪会这样受地主控制的武装之外，地主武装还有其他力量，例如乡团、民团，还有地主的私人武装，保家护院的直系力量，这样的武装在一地虽然不多，但是全国各地加起来的总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土匪们占据山林没有生过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劫掠，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让土匪们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情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新政府这两年一直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对待土匪们一般都是以安抚为止，使用武力围剿的很少，这也是这些土匪们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萧震雷在这段时间从内务调查局各地分布呈送上的报告中看到，匪患对各地的治安环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发展造成了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
3月20日，萧震雷又看到了一份调查报告，白朗这伙土匪竟然占据了卧牛山，周边县市的商旅们很多都遭到了这伙土匪的劫掠。
随后萧震雷下定决定要趁着这段时间扫除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然后在专心一直地加入一战，他让秘书小高通知总统办公室所有幕僚和工作人员开会。
会议开始之后他就说道：“这连续两个月以来，我都看到了内务调查部送来的各地匪情的调查报告，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根据内务调查局的调查显示，匪情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与民党中人有关。这是有人从中挑唆、策划和指挥，说起民党，我实在不愿意做出那种手足相残的事情，本身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可是如果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一己之私就挑唆、策划和指挥土匪们伤害民众，这是一政党应当做出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就是想向诸位咨询一下，下面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党对待这件事情？先说匪患的事情吧。”
众人听了之后都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建议，而是思索着自己的对策。这时杨度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对待土匪，最简单的摸过去就是招安了，招安的话既不需要派兵围剿，又不需耗费巨大！”
“不可！”杨度刚刚说完，梁启超就起身高声反对，他对萧震雷拱手道：“大总统，新政府不同于满清朝廷和北洋政府，我们新政府才刚刚成立一年多，如果要将那些土匪进行招安，势必要给他们当中的首领安排官职或军职，且不说以他们的土匪秉性能否在那个位置上干好，就说这官位岂是说给就给的？那不是说官位根本不值钱了，什么人都想坐都可以坐上去，新政府刚刚成立一年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呢？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那我们这个新政府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我认为对于那些土匪绝对不能妥协！”
萧震雷闻言点了点头，对杨度道：“杨先生的办法是不错的，只是不适合现在，也不适合我们新政府，我们就算是为了自身着想，也不能将土匪拉进官场之中！”(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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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英法联军和德军分别在西线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弹造成了十几万人的伤亡之后，萧震雷站出来装模作样的对双方都谴责了几句，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如果让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武器肆无忌惮并且大量的使用出来，赌气蔓延到其他地方，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他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共同约定停止使用毒气弹。
很显然，协约国和同盟国没有谁会买他的账，而他也只是站出来刷一刷存在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说几句话而就可以博取一些声望，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双方不搭理他，他也懒得管他们的闲事了，这两方人马在欧洲打生打死不关他屁事，就算全欧洲的人都死关了他也漠不关心，他现在关心的是国内问题一些问题，而且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不得不尽快解决。
首先就是匪患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清朝末年的时候各地土匪就已经成灾。到了民国初年，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土匪以推翻满清的名义起义参加了革命军。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土匪仍然啸聚山林，以打劫过路的商旅、打家劫舍为生活来源，特别是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匪患不但没有减轻，而且由于袁世凯的横征暴敛越来越严重。
全国各地中，匪患最为严重的要属河南，在袁世凯统治的那一年多时间，河南都督是张镇芳，此人与袁世凯是同乡。两人交情莫逆，当初袁世凯开缺回乡，清廷任命了张镇芳接任署理直隶总督一职，因此张镇芳是满清最后一位直隶总督。
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委派了张镇芳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是项城人。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他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比河南大学早办六年。宣统元年的时候。河南受灾，项城地势低洼易涝，灾荒更重。张镇芳特捐银四千元救灾，一半给项城。一半给豫省其他受灾地区。他对自己的家乡不错，可对河南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当上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之后。赋税不仅没有比清廷时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河南各地百姓不堪负重。纷纷逃入山林为匪，这其中最大的一伙人的头目叫白朗。
白朗此人充分利用灾民对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失望、怨恨的反抗情绪。积极联合其他绿林头目，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最多的时候人数达到数千人，北洋当局曾经派人数万围剿，但白朗与当时的革命党人有联系，受到革命党人的指导，白朗起义军作战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时，在战术运用上也比较灵活，能根据敌众己寡的特点，善于避实击虚，机动作战：或从内线跳到外线，或出敌不意地袭击守备薄弱或孤军冒进之敌。加上行军快速，常使敌军“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围追堵截一再落空。起义军在进攻城镇时，注意依靠群众，事先派人潜入，里应外合，或声东击西，长途奔袭，使敌人猝不及防，从而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战果。
白朗比较强调群众纪律，要求部队不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军队内部的组织始终比较松散，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加上长期流动作战，缺乏必要的训练，未能使之向正规军转化。在思想建设方面，虽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了一些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但根本无力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短浅的政治眼光，无法克服宗派观念、家乡观念、自由散漫等弱点。
因此当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废除了绝大部分苛捐杂税，还大力扶持农民、佃户，这让白朗这伙人没有了群众基础，说下的土匪们都纷纷偷偷下山重新当了农民，不愿意再呆在山上为匪，白朗虽然对旧封建政权恨之入骨，而又跳不出称帝称王的藩篱。当手下土匪只剩下一千多人、政府发布了告示让山上的土匪们放下武器下山接受改造的时候，白朗还是不愿意解散土匪下山接受改造，而是继续在山上称王称霸，并时常与民党一些人暗中联系。
河南一地除了白朗这伙土匪之外，还有其他不少土匪和秘密会党，在永宁和泌阳之前有一片地区，这些地区群山起伏，熊耳山脉和伏牛山脉耸立在其间，当地居民多数以种粮为生，很少有剩余出售。耕地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没有商业和手工业。大多数贸易在山里的集市中进行，河南匪帮和秘密社团就分布在这一带。土匪活动成为穷人对贫困的普遍反应，他们攻击掠夺那些比自己富有的人，而象红枪会那样的秘密社团则由比较可靠的富有阶层所支配，以保护代表他们权力的财富，于是秘密社团成为对付土匪抢劫的工具。
在政府武装和土匪之间，还有一个武装组织，那就是地主武装，地主阶层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红枪会这样的组织就属于地主武装。除了红枪会这样受地主控制的武装之外，地主武装还有其他力量，例如乡团、民团，还有地主的私人武装，保家护院的直系力量，这样的武装在一地虽然不多，但是全国各地加起来的总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土匪们占据山林没有生过来源，唯一的办法就是劫掠，这是无法避免的，即便是新政府成立之后，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让土匪们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情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好转，但是仍然存在。而且由于新政府这两年一直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对待土匪们一般都是以安抚为止，使用武力围剿的很少，这也是这些土匪们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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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之后他就说道：“这连续两个月以来，我都看到了内务调查部送来的各地匪情的调查报告，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根据内务调查局的调查显示，匪情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与民党中人有关。这是有人从中挑唆、策划和指挥，说起民党，我实在不愿意做出那种手足相残的事情，本身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可是如果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一己之私就挑唆、策划和指挥土匪们伤害民众，这是一政党应当做出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就是想向诸位咨询一下，下面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民党对待这件事情？先说匪患的事情吧。”
众人听了之后都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建议，而是思索着自己的对策。这时杨度说道：“大总统，我认为对待土匪，最简单的摸过去就是招安了，招安的话既不需要派兵围剿，又不需耗费巨大！”
“不可！”杨度刚刚说完，梁启超就起身高声反对，他对萧震雷拱手道：“大总统，新政府不同于满清朝廷和北洋政府，我们新政府才刚刚成立一年多，如果要将那些土匪进行招安，势必要给他们当中的首领安排官职或军职，且不说以他们的土匪秉性能否在那个位置上干好，就说这官位岂是说给就给的？那不是说官位根本不值钱了，什么人都想坐都可以坐上去，新政府刚刚成立一年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呢？如果真出现那种情况，那我们这个新政府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我认为对于那些土匪绝对不能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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