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朝野变动
赵匡胤说得不错，到了永乐七年的时候，郭炜改造这个国家的意图差不多都已经贯彻了下去。
首先，四京制得到了确立，除开郭荣大力营建的东京汴州开封府大梁城之外，西京洛州河南府洛阳城、南京昇州江宁府金陵城、北京幽州北平府蓟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修缮、改建和扩建。
在这其中，西京的改扩建规模最小，重点也就是对大唐的东都进行了一番修缮翻新；南京因为有杨吴和南唐的连续营建，周军在平灭南唐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惨烈的攻城战，故而同样不需要大规模的改扩建；倒是北京虽然曾经被辽国当作了南京来经营，但是其城池规模仍然显得逼仄狭小，宫城偏处于城市的西南隅，原先仅仅作为一个北疆重镇倒是无妨，不过要成为大周的陪都，这点规模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北京的改扩建动静比较大。
然而不管怎样，在周边安靖刀兵不起的环境下，中原在永乐四年的大水灾之后又再没有爆发过比较严重的水旱灾害，客观条件允许三处的工程负责人大规模地征发民夫、使用驻屯禁军和州郡兵，并且有一些更为高效的土工作业手段和工具，以及新型建材的投入使用，三座陪都的修缮和改扩建工程终究是顺利地完成了。
等到永乐七年年初，郭炜率朝臣、禁军游幸西京并且再一次决意迁都的时候，大臣们已经没有什么反对声浪了。
当然，大臣们没有掀起反对迁都的声浪，倒也不全然是因为皇帝的威势日重，或者是因为西京已经营建得相当好了，又或者因为西京距离东京并不远，大家反正是用公帑搬一次家，确实无所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三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些经历过先帝甚至前朝的大臣凋零，不少新进的臣子几乎是在当今皇帝治下才入朝的，所以在无关宏旨不涉及自身和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决策方面，他们并没有和皇帝对抗的勇气与决心。
最要紧的是三个宰相里面一下子换了两个。
先是首相王著，尽管郭炜的到来改变了王著的人生轨迹，曾经为帝王师的身份、首相的地位和皇帝的尊重，让王著不像另一个时空那么郁闷，也就没有了酗酒暴卒或者疑似暗杀的结局，不过王著好酒倒也不是假的，所以他最终还是倒在了酒坛上。
年纪还不到五十岁的王著，担任宰相十多年，出任首相都有六七年的时间，却因为喝酒中风而一夕病故，着实把郭炜打了个措手不及。幸好这时候没有什么战争，各项政策也都在井井有条地贯彻执行当中，倒是不至于让郭炜的政务负担骤然加重。
然后就是次相王溥，五十多岁的他倒是还算健康，不过在看到王著暴卒之后，或许是看着老臣渐次凋零而有了颐养天年的想法，也或许是觉得自己应该给新首相让路吧，担任宰相时间更长的他还是上章告老了。
面对这种天灾**，郭炜也是没得办法，尽管他和王著算得上君臣相得无间，自信的他也不在乎王著担任首相的时间过长，并且在他看来，任期不到十年都算不上过长，但是这种现代医学都未必能够保证的事情，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好认命了。至于王溥的请辞，郭炜倒是很乐意接受的，因为他实在不愿意让王溥成为自己的首相，而以王溥的资历而言，只要他是三宰相之一，那就很难不让他出任首相了。
于是在给王著办完丧事，追赠其中书令之后，郭炜很快就准了王溥的请辞表章，将其罢为太子太保，列朝以备顾问。
下面的事情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作为硕果仅存的宰相，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吕胤进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户部尚书李昉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卢多逊进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样的宰相组合，五十岁上下的两个，四十出头的一个，还算是稳重与进取的平衡，新进的两个宰相都是担任六部主官有年，经验阅历肯定是不缺乏的，相信接下来撑个五到十年应该不成问题。
至于六部主官因此而出现的空缺，户部尚书由知广州沈义伦入朝接任，这人虽然年龄偏大，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资历、官阶和经验算起来最合适，郭炜想想对方在广州这种地方都待了那么久，身体想必是能够坚持的，而且户部有枢密院度支部和三司使分担政务，倒是不需要太过操劳，看起来挺合适他来出任。
而工部尚书一职，郭炜则是毅然拔擢了枢密直学士窦偁，这个历经地方知州、兵部职方司和枢密院的文臣，郭炜相信他有能力管好工部，和军器监、文思院、枢密院将作部等部门协调良好，真正把郭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本质变化稳定化、日常化。
和政事堂方面比起来，枢密院的变化要小一些，而且只是因为军镇人员的亡故引发的连锁变化。
就在这三年里面，知北平府吴廷祚、天雄军节度使袁彦、卢龙军节度使王审琦、建雄军节度使王晋卿、昭义军节度使李处耘、定远军都指挥使韩重赟、殿前军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李进卿、庆州刺史姚内殷等人先后故去，再加上两府和禁军的铨叙，自然引发了一些小小的变动。
在这些人当中，最让郭炜感到意外的就是韩重赟了，吴廷祚年近六旬，袁彦更是年近七十，王晋卿和袁彦一般大，李处耘也有五十多岁了，李进卿年近六十，姚内殷年过六十，在这个年代来说确实接近寿数，有个三长两短并不奇怪，唯有韩重赟死的时候才不过四十五岁，不得不说在抗生素诞生之前，武将的旧创随时都可能夺命。
赵匡胤说得不错，到了永乐七年的时候，郭炜改造这个国家的意图差不多都已经贯彻了下去。
首先，四京制得到了确立，除开郭荣大力营建的东京汴州开封府大梁城之外，西京洛州河南府洛阳城、南京昇州江宁府金陵城、北京幽州北平府蓟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修缮、改建和扩建。
在这其中，西京的改扩建规模最小，重点也就是对大唐的东都进行了一番修缮翻新；南京因为有杨吴和南唐的连续营建，周军在平灭南唐的时候也没有发生惨烈的攻城战，故而同样不需要大规模的改扩建；倒是北京虽然曾经被辽国当作了南京来经营，但是其城池规模仍然显得逼仄狭小，宫城偏处于城市的西南隅，原先仅仅作为一个北疆重镇倒是无妨，不过要成为大周的陪都，这点规模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北京的改扩建动静比较大。
然而不管怎样，在周边安靖刀兵不起的环境下，中原在永乐四年的大水灾之后又再没有爆发过比较严重的水旱灾害，客观条件允许三处的工程负责人大规模地征发民夫、使用驻屯禁军和州郡兵，并且有一些更为高效的土工作业手段和工具，以及新型建材的投入使用，三座陪都的修缮和改扩建工程终究是顺利地完成了。
等到永乐七年年初，郭炜率朝臣、禁军游幸西京并且再一次决意迁都的时候，大臣们已经没有什么反对声浪了。
当然，大臣们没有掀起反对迁都的声浪，倒也不全然是因为皇帝的威势日重，或者是因为西京已经营建得相当好了，又或者因为西京距离东京并不远，大家反正是用公帑搬一次家，确实无所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三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些经历过先帝甚至前朝的大臣凋零，不少新进的臣子几乎是在当今皇帝治下才入朝的，所以在无关宏旨不涉及自身和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决策方面，他们并没有和皇帝对抗的勇气与决心。
最要紧的是三个宰相里面一下子换了两个。
先是首相王著，尽管郭炜的到来改变了王著的人生轨迹，曾经为帝王师的身份、首相的地位和皇帝的尊重，让王著不像另一个时空那么郁闷，也就没有了酗酒暴卒或者疑似暗杀的结局，不过王著好酒倒也不是假的，所以他最终还是倒在了酒坛上。
年纪还不到五十岁的王著，担任宰相十多年，出任首相都有六七年的时间，却因为喝酒中风而一夕病故，着实把郭炜打了个措手不及。幸好这时候没有什么战争，各项政策也都在井井有条地贯彻执行当中，倒是不至于让郭炜的政务负担骤然加重。
然后就是次相王溥，五十多岁的他倒是还算健康，不过在看到王著暴卒之后，或许是看着老臣渐次凋零而有了颐养天年的想法，也或许是觉得自己应该给新首相让路吧，担任宰相时间更长的他还是上章告老了。
面对这种天灾**，郭炜也是没得办法，尽管他和王著算得上君臣相得无间，自信的他也不在乎王著担任首相的时间过长，并且在他看来，任期不到十年都算不上过长，但是这种现代医学都未必能够保证的事情，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也就只好认命了。至于王溥的请辞，郭炜倒是很乐意接受的，因为他实在不愿意让王溥成为自己的首相，而以王溥的资历而言，只要他是三宰相之一，那就很难不让他出任首相了。
于是在给王著办完丧事，追赠其中书令之后，郭炜很快就准了王溥的请辞表章，将其罢为太子太保，列朝以备顾问。
下面的事情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作为硕果仅存的宰相，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吕胤进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户部尚书李昉进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卢多逊进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样的宰相组合，五十岁上下的两个，四十出头的一个，还算是稳重与进取的平衡，新进的两个宰相都是担任六部主官有年，经验阅历肯定是不缺乏的，相信接下来撑个五到十年应该不成问题。
至于六部主官因此而出现的空缺，户部尚书由知广州沈义伦入朝接任，这人虽然年龄偏大，都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资历、官阶和经验算起来最合适，郭炜想想对方在广州这种地方都待了那么久，身体想必是能够坚持的，而且户部有枢密院度支部和三司使分担政务，倒是不需要太过操劳，看起来挺合适他来出任。
而工部尚书一职，郭炜则是毅然拔擢了枢密直学士窦偁，这个历经地方知州、兵部职方司和枢密院的文臣，郭炜相信他有能力管好工部，和军器监、文思院、枢密院将作部等部门协调良好，真正把郭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本质变化稳定化、日常化。
和政事堂方面比起来，枢密院的变化要小一些，而且只是因为军镇人员的亡故引发的连锁变化。
就在这三年里面，知北平府吴廷祚、天雄军节度使袁彦、卢龙军节度使王审琦、建雄军节度使王晋卿、昭义军节度使李处耘、定远军都指挥使韩重赟、殿前军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李进卿、庆州刺史姚内殷等人先后故去，再加上两府和禁军的铨叙，自然引发了一些小小的变动。
在这些人当中，最让郭炜感到意外的就是韩重赟了，吴廷祚年近六旬，袁彦更是年近七十，王晋卿和袁彦一般大，李处耘也有五十多岁了，李进卿年近六十，姚内殷年过六十，在这个年代来说确实接近寿数，有个三长两短并不奇怪，唯有韩重赟死的时候才不过四十五岁，不得不说在抗生素诞生之前，武将的旧创随时都可能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