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历史经验
“嗯……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孔宜举进士不第，着补为曲阜主簿……”
算了，只是一个仕途入门而已，给他一个主簿也算不得多大点事，要避免家族传承垄断官位，只要在吏部铨叙的时候严格把关就可以了，而且稳定流官制和打破官、吏界限以及吏的世袭，这几样绝对要比杜绝门荫现实得多，在保证社会阶层流动性方面也更为关键一些。
门荫这东西是很难真正杜绝的，别说是现在了，再过一千年都杜绝不了，现在只要能够保证科举的覆盖面越来越广，那就是公平的进步。另外，郭荣坚持收孔府的税，这就已经给郭炜开了一个好头了，和这个比起来，是不是给孔宜荫补倒是一点细枝末节了。
在郭荣的手下，就连孔府都不能免税，西京的那些致仕官员也不能免税，这才是给一国的财政政策开的好头。没有这些个特权免税群体，国家的财政能力无疑会更强大，而且财富集中土地兼并的现象也会更缓和一些。
当然，郭炜还想比郭荣更进一步，反正太祖当政才三年，世宗当政才六年，诸事都还在草创期间，大周并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稳固的体制，郭炜还大有定制的机会，而且他也有这种定制的能力。
只是郭炜想做的事情对阶层利益的触动还是太大了，真要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实施，绝对会在地方上引起强烈的反弹，所以在混一宇内建立绝对权威之前，郭炜还不想轻举妄动，目前还是需要先集中内部力量解决统一问题再说。
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工业革命，郭炜倒是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从而让中国尽快走上一条新路，不至于被一些蛮族覆灭了文明。但是工业革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这明显就是不可能的，他顶多就是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威和能力改变一点点官营手工业，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一点小小的变量。
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在经济基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极大地增强农业文明对抗游牧强盗的能力，郭炜倒是觉得自己做得到，当然，基层控制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肯定是达不到他穿越前那个社会的水准，但是拿来对抗蛮族侵扰应该是够了。
不过要想做成这个事情，郭炜需要绝高的威望，还需要坚强的武力后盾，也需要基本安定的边疆，这一切都需要郭炜先在战争中有所建树。
所以郭炜这些年努力的目标主要就集中在为战争服务上面了，国内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因循郭荣的那一套，就连财政方面的宽裕也主要是靠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淮南新占领区的农业与盐业，还有毁佛铸钱的成果，当然，现在又加上了荆湖和后蜀的缴获，并且即将增加南唐那边的缴获。
郭炜自己弄出来的那些棉花种植与加工业，以及军火工业，除了直接增强军事实力之外，其实还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略微增加了他的内帑，让他可以不通过宰相与三司而加强科研方面的投入而已。
好在这条路目前看来大致上是对的，首先增强军事力量，自己能够带来的变革优先用于为战争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地兼并南方各国以直接增强国家的人力和财力，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地培高自己的威望。
等到完全扫灭各个割据势力之后，再通过北伐削弱乃至灭亡契丹，那时候差不多就是大刀阔斧地对内部进行手术的时候了。
郭炜在穿越之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四大王朝——汉、唐、宋、明，这就是郭炜可以参考学习的“历史经验”。
在这四大王朝当中，宋朝其实缺乏了一个荡涤旧制度的社会革命，明朝固然是社会革命与民族起义合二为一了，却继承了一个野蛮化了的华夏文明，只有汉唐两朝比较有特点，他们都是在前面有一个短命的王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进行了比较激烈的社会变革，然后又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对社会进行重新洗牌，因此这两朝的各方面水平都特别突出。
当年的郭炜作为一个军史爱好者，杂七杂八地看过不少帖，他约略知道历史界是有人把秦汉和隋唐都连起来说的，前者被他们称作中华第一帝国，后者被他们称作中华第二帝国，这种归纳的根源就在于两者的这种路径相似性。
秦和隋，两个短命的王朝，都是兼并列国结束了数百年的纷争，并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制——譬如郡县制，譬如科举制，还搞了几个重大的工程——譬如长城和秦始皇陵，譬如大运河，但是兼并战争又没有对列国内部的阶级结构进行洗牌，结果积累的矛盾太多，几乎把上下阶层全都得罪了，于是一夫倡乱而天下景从。
汉和唐，在秦、隋崩溃后的群雄逐鹿当中脱颖而出，迅速整合了各方力量，结束了乱世，并且还继承了前朝改制的成果，而前朝积累下来的那些矛盾呢，其中列国的上层势力基本上在战乱当中灰飞烟灭了，而下层则在多年的战乱之后人心思定，并且战乱洗牌又逆转了之前土地兼并极端化导致的困局，人口损失与土地贵族之间的倾轧让集中起来的财富和土地得以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系统得以恢复到一个较好的初始状态。
这就是汉唐两大帝国长盛的原因所在了。
明朝倒是和汉、唐两朝有着某种相似性，蒙元在某种意义上就起着类似秦、隋两朝的作用，但是蒙元的一些改制却不是秦、隋那种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而是野蛮部族奴役文明社会的倒退，这就是明朝不同于汉、唐的要害——比起宋朝来，明初的社会是极端退化的，蒙元一些制度的遗存让明朝从一开始就有一些野蛮和僵化的因素，这是汉、唐两朝所不曾有的。
“嗯……素王之道，百代所崇，传祚袭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孙孔宜举进士不第，着补为曲阜主簿……”
算了，只是一个仕途入门而已，给他一个主簿也算不得多大点事，要避免家族传承垄断官位，只要在吏部铨叙的时候严格把关就可以了，而且稳定流官制和打破官、吏界限以及吏的世袭，这几样绝对要比杜绝门荫现实得多，在保证社会阶层流动性方面也更为关键一些。
门荫这东西是很难真正杜绝的，别说是现在了，再过一千年都杜绝不了，现在只要能够保证科举的覆盖面越来越广，那就是公平的进步。另外，郭荣坚持收孔府的税，这就已经给郭炜开了一个好头了，和这个比起来，是不是给孔宜荫补倒是一点细枝末节了。
在郭荣的手下，就连孔府都不能免税，西京的那些致仕官员也不能免税，这才是给一国的财政政策开的好头。没有这些个特权免税群体，国家的财政能力无疑会更强大，而且财富集中土地兼并的现象也会更缓和一些。
当然，郭炜还想比郭荣更进一步，反正太祖当政才三年，世宗当政才六年，诸事都还在草创期间，大周并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稳固的体制，郭炜还大有定制的机会，而且他也有这种定制的能力。
只是郭炜想做的事情对阶层利益的触动还是太大了，真要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实施，绝对会在地方上引起强烈的反弹，所以在混一宇内建立绝对权威之前，郭炜还不想轻举妄动，目前还是需要先集中内部力量解决统一问题再说。
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的工业革命，郭炜倒是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从而让中国尽快走上一条新路，不至于被一些蛮族覆灭了文明。但是工业革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这明显就是不可能的，他顶多就是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威和能力改变一点点官营手工业，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一点小小的变量。
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结构，增强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在经济基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极大地增强农业文明对抗游牧强盗的能力，郭炜倒是觉得自己做得到，当然，基层控制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肯定是达不到他穿越前那个社会的水准，但是拿来对抗蛮族侵扰应该是够了。
不过要想做成这个事情，郭炜需要绝高的威望，还需要坚强的武力后盾，也需要基本安定的边疆，这一切都需要郭炜先在战争中有所建树。
所以郭炜这些年努力的目标主要就集中在为战争服务上面了，国内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因循郭荣的那一套，就连财政方面的宽裕也主要是靠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淮南新占领区的农业与盐业，还有毁佛铸钱的成果，当然，现在又加上了荆湖和后蜀的缴获，并且即将增加南唐那边的缴获。
郭炜自己弄出来的那些棉花种植与加工业，以及军火工业，除了直接增强军事实力之外，其实还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略微增加了他的内帑，让他可以不通过宰相与三司而加强科研方面的投入而已。
好在这条路目前看来大致上是对的，首先增强军事力量，自己能够带来的变革优先用于为战争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地兼并南方各国以直接增强国家的人力和财力，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地培高自己的威望。
等到完全扫灭各个割据势力之后，再通过北伐削弱乃至灭亡契丹，那时候差不多就是大刀阔斧地对内部进行手术的时候了。
郭炜在穿越之前所知的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四大王朝——汉、唐、宋、明，这就是郭炜可以参考学习的“历史经验”。
在这四大王朝当中，宋朝其实缺乏了一个荡涤旧制度的社会革命，明朝固然是社会革命与民族起义合二为一了，却继承了一个野蛮化了的华夏文明，只有汉唐两朝比较有特点，他们都是在前面有一个短命的王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且进行了比较激烈的社会变革，然后又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对社会进行重新洗牌，因此这两朝的各方面水平都特别突出。
当年的郭炜作为一个军史爱好者，杂七杂八地看过不少帖，他约略知道历史界是有人把秦汉和隋唐都连起来说的，前者被他们称作中华第一帝国，后者被他们称作中华第二帝国，这种归纳的根源就在于两者的这种路径相似性。
秦和隋，两个短命的王朝，都是兼并列国结束了数百年的纷争，并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制——譬如郡县制，譬如科举制，还搞了几个重大的工程——譬如长城和秦始皇陵，譬如大运河，但是兼并战争又没有对列国内部的阶级结构进行洗牌，结果积累的矛盾太多，几乎把上下阶层全都得罪了，于是一夫倡乱而天下景从。
汉和唐，在秦、隋崩溃后的群雄逐鹿当中脱颖而出，迅速整合了各方力量，结束了乱世，并且还继承了前朝改制的成果，而前朝积累下来的那些矛盾呢，其中列国的上层势力基本上在战乱当中灰飞烟灭了，而下层则在多年的战乱之后人心思定，并且战乱洗牌又逆转了之前土地兼并极端化导致的困局，人口损失与土地贵族之间的倾轧让集中起来的财富和土地得以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系统得以恢复到一个较好的初始状态。
这就是汉唐两大帝国长盛的原因所在了。
明朝倒是和汉、唐两朝有着某种相似性，蒙元在某种意义上就起着类似秦、隋两朝的作用，但是蒙元的一些改制却不是秦、隋那种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而是野蛮部族奴役文明社会的倒退，这就是明朝不同于汉、唐的要害——比起宋朝来，明初的社会是极端退化的，蒙元一些制度的遗存让明朝从一开始就有一些野蛮和僵化的因素，这是汉、唐两朝所不曾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