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炜闻言就是笑了笑，果然这种朝议是很难保密的，首相对这个册命的反对，看样子给钱弘俶造成的压力不小。
“钱王不必顾虑，旌表忠贤，自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又何必一定要依循旧典？钱王累世忠诚朝廷，也是古来少有之事，那么给钱王的封诰之尊自我朝始，又有何不可？”
既然钱弘俶不敢提到是范质的反对让他心怀疑虑，郭炜当然也不便说出来，不过用这样的理由劝慰钱弘俶不必顾虑却也已经足够了。成例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凡是大有为的君主，就没有哪个是不创制的，如果人人都一直遵循自古以来的惯例，这个社会又哪里来的进步？
郭炜都说到了这个地步，钱弘俶当然就不好再推三阻四的了：“如此，臣谢过陛下恩典。”
“朕于去年亲征江南，深切体会到南北风土大异，两边寒暑大是不同，冬至、小寒时节，东京左近已经是风雪交加，若是到了大寒，那就更是隆冬难耐了，江南此时却还是雨水淋沥。今年又有闰八月，冬季来得更早，想必钱王难当北地风寒，如今天寿节已过，钱王可以早日归国。”
那么多文武大臣都主张把钱弘俶留在东京，还纷纷列举历史故事说明放虎归山的害处，不过郭炜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如果吴越国是最后的统一目标，那郭炜听一下群臣的进谏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背一点恶名罢了，能够用扣留钱弘俶一家的方式避免一场可能的大战，怎么估量都是划算的。
然而吴越国显然不是最后的统一目标，眼下南汉和北汉就不提了，这两国都已经僭越称帝了，肯定是得用武力解决的，但是表面上保持着对朝廷恭顺实际却维持着独立半独立地位的，除了吴越国之外，还有清源军和定难军呢，郭炜如何对待吴越国和钱弘俶，显然会给清源军和定难军的决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就把中央与地方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掉，赤裸裸地扣留住钱氏一家，然后强行吞并吴越国，那在吴越这边是省力了，但是清源军的陈洪进可就说不好会打什么主意，定难军的李家比陈洪进的根基还要深得多，甚至比钱氏在吴越的基础还要扎实，说不得就会彻底地独立出去了。
推信义于华夏，这个理由并不是很虚的。
就像高季兴，表面上看，郭崇韬以新朝初立，正要推信义于华夏，请放高季兴归藩，似乎是做错了，最终导致了高氏完全割据荆南的结果。
但是在实际上呢，高季兴之所以能够获得割据地位，根源还在于后唐随后的内乱。不是郭崇韬平蜀之后被冤杀，不是禁军反乱杀死了李存勖，李嗣源登位之后忙着平衡各方势力，高季兴再怎么在荆南筑城招人，那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李存勖的政治能力高超一点，在灭了后梁以后没有胡作非为导致众叛亲离，如果他可以信重郭崇韬，后唐军队在灭了前蜀之后可以安定蜀地，处在蜀地下游的荆南有什么资本割据？
其实这一点高季兴自己就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心存异志，之所以自觉能够割据荆南而高枕无忧，正是因为在洛阳看多了李存勖的做派，譬如将灭后梁的功绩归于自身一人而无视了僚佐的作用，譬如耽于游猎而不理国政。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郭崇韬建议李存勖放归高季兴，那就完全可以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郭炜当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方面差到了李存勖那个地步。
至于折从阮的前例，后汉朝廷也并没有扣留他一家，只是给折从阮移镇而已，并且还让其子折德扆回到了府州任职，府州至今都还是折家的天下。
然而郭炜可没有打算让吴越那地方成为钱家的天下，所以对待钱家和吴越国的处理方式，肯定不能学后汉对待折家与府州的处理方式了。
“陛下如此厚爱，臣感佩莫名……臣今岁返国，嗣后愿三岁一朝，唯望陛下恩准。”
大周的文武群臣上疏要求扣留他一家，这类传言钱弘俶也是听到了一点风声的，所以他这些日子里很是谨小慎微，这时候听到皇帝真心打发他回国，哪里还能不感激涕零，当即就泣拜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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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王不必顾虑，旌表忠贤，自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又何必一定要依循旧典？钱王累世忠诚朝廷，也是古来少有之事，那么给钱王的封诰之尊自我朝始，又有何不可？”
既然钱弘俶不敢提到是范质的反对让他心怀疑虑，郭炜当然也不便说出来，不过用这样的理由劝慰钱弘俶不必顾虑却也已经足够了。成例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凡是大有为的君主，就没有哪个是不创制的，如果人人都一直遵循自古以来的惯例，这个社会又哪里来的进步？
郭炜都说到了这个地步，钱弘俶当然就不好再推三阻四的了：“如此，臣谢过陛下恩典。”
“朕于去年亲征江南，深切体会到南北风土大异，两边寒暑大是不同，冬至、小寒时节，东京左近已经是风雪交加，若是到了大寒，那就更是隆冬难耐了，江南此时却还是雨水淋沥。今年又有闰八月，冬季来得更早，想必钱王难当北地风寒，如今天寿节已过，钱王可以早日归国。”
那么多文武大臣都主张把钱弘俶留在东京，还纷纷列举历史故事说明放虎归山的害处，不过郭炜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如果吴越国是最后的统一目标，那郭炜听一下群臣的进谏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背一点恶名罢了，能够用扣留钱弘俶一家的方式避免一场可能的大战，怎么估量都是划算的。
然而吴越国显然不是最后的统一目标，眼下南汉和北汉就不提了，这两国都已经僭越称帝了，肯定是得用武力解决的，但是表面上保持着对朝廷恭顺实际却维持着独立半独立地位的，除了吴越国之外，还有清源军和定难军呢，郭炜如何对待吴越国和钱弘俶，显然会给清源军和定难军的决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就把中央与地方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掉，赤裸裸地扣留住钱氏一家，然后强行吞并吴越国，那在吴越这边是省力了，但是清源军的陈洪进可就说不好会打什么主意，定难军的李家比陈洪进的根基还要深得多，甚至比钱氏在吴越的基础还要扎实，说不得就会彻底地独立出去了。
推信义于华夏，这个理由并不是很虚的。
就像高季兴，表面上看，郭崇韬以新朝初立，正要推信义于华夏，请放高季兴归藩，似乎是做错了，最终导致了高氏完全割据荆南的结果。
但是在实际上呢，高季兴之所以能够获得割据地位，根源还在于后唐随后的内乱。不是郭崇韬平蜀之后被冤杀，不是禁军反乱杀死了李存勖，李嗣源登位之后忙着平衡各方势力，高季兴再怎么在荆南筑城招人，那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李存勖的政治能力高超一点，在灭了后梁以后没有胡作非为导致众叛亲离，如果他可以信重郭崇韬，后唐军队在灭了前蜀之后可以安定蜀地，处在蜀地下游的荆南有什么资本割据？
其实这一点高季兴自己就看得很清楚，他之所以心存异志，之所以自觉能够割据荆南而高枕无忧，正是因为在洛阳看多了李存勖的做派，譬如将灭后梁的功绩归于自身一人而无视了僚佐的作用，譬如耽于游猎而不理国政。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郭崇韬建议李存勖放归高季兴，那就完全可以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郭炜当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方面差到了李存勖那个地步。
至于折从阮的前例，后汉朝廷也并没有扣留他一家，只是给折从阮移镇而已，并且还让其子折德扆回到了府州任职，府州至今都还是折家的天下。
然而郭炜可没有打算让吴越那地方成为钱家的天下，所以对待钱家和吴越国的处理方式，肯定不能学后汉对待折家与府州的处理方式了。
“陛下如此厚爱，臣感佩莫名……臣今岁返国，嗣后愿三岁一朝，唯望陛下恩准。”
大周的文武群臣上疏要求扣留他一家，这类传言钱弘俶也是听到了一点风声的，所以他这些日子里很是谨小慎微，这时候听到皇帝真心打发他回国，哪里还能不感激涕零，当即就泣拜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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