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除了防汛工作,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离开武汉,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

    更何况,连续几年增补田亩,加上“化獠为汉”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是要销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来存着。

    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

    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就在武汉,而眼见着武汉居然出现了“打工潮”,各地政府又没有控制这股“打工潮”,由得小农小地主背井离乡前往武汉,这等于又增加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张嘴。

    这一波“打工潮”的劳力数量,其实没有上十万,平均一个县大概也就是千几百人,但因为你这里几百,他那里几千,总量就显得可观。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目的地很明确,除了武汉哪里都不去。更让房玄龄颇有点心惊胆颤的,是这些人今年来了之后,只要赚到钱,怕不是明年就会拖家带口。就算地方官府严禁拖家带口,但因为他们赚到了钱,回乡之后,乡党一定会让他们带着一起出去。

    贞观二十四年的“打工潮”只是小试牛刀罢了,贞观二十五年才是真正的大挑战。

    房玄龄担心的不是当下,正如张贞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却不仅仅只是现在苦。

    如今出现的“打工潮”,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但凡能够出几百人上千人前来武汉打工的县,都具备一个特点,都跟武汉联系极为紧密。

    这些县大多都有成熟的运行了好几年的商品销售渠道,武汉很多工业品、手工业品能够迅速从这些州县换取原材料或者其它物资,就是因为渠道非常成熟。

    而这些渠道的存在,前几年或许看不出有什么,但几年下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也足够让当地和武汉形成沟通。这些渠道就是这些县的窗口,通过窗口,就看到了武汉,可能只是雾里看花,但终究是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是“地上魔都”,那里遍地都是钱……

    市场和时代推着工人商人去冒险去拼,同样的,小农小地主,同样也会被推着去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有迟滞性,但绝对不会缺席。

    面对这种情况,房玄龄当然可以“一刀切”地让地方州县严查人口流动,理由随便找一个,比如发现南朝欲孽等等,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让人口流动大幅度减少。

    但毫无疑问,这对江西没有任何好处,对总督府上下也没有任何好处。这么多年下来,房玄龄甚至人口流动的好处,风险固然是有的,但相较收益……风险是朝廷的。

    于是乎,房玄龄宁肯从总督府调剂成员前往武汉帮忙,也没有打算摁死这一股前所未有的“打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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