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叹了口气,道:“既然兄长已经决定,那就随心而走吧。”

    苏轼满含歉意地看着苏辙道:“对不起,我食言了。”

    苏辙笑道:“兄长无须自责。兄长心性洒脱,适应不了朝中诸事,那就开开心心地去地方为官吧,以兄长的才能定能造福一方。我之前听人说,时隔多年,密州、徐州等地的百姓还时常念叨着你呢。”

    苏轼最在乎苏辙的看法,听苏辙如此一说,总算松了口气,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翌日。

    苏轼写了封超级长的奏章上呈太皇太后,奏章中表明:臣之前因为左臂麻木,双目昏花,担心会失仪、因病旷工,所以坚决乞求太皇太后给我一州。伏蒙太皇太后厚爱,降诏不答应我的请求,还派遣使臣问疾,赐我居家养病,如此重的恩德礼遇,臣万死也无以为报。臣只要没有病死就应该尽力而为,即使有失仪、旷工的处罚,也不应该辞职……

    臣见《易经》里有句话“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还有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由此可见,侍奉君主虽然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必定是以安身为根本。若君臣相互猜忌,臣子无法安身,经常担忧存亡之事,何谈报效国家!官家登基后,在臣九死一生之时将臣召唤回京,半年之内,升臣为两制之首。臣因为不擅长为自身打算,又急切地想要报效国家,致使台谏官们将臣列为仇人。

    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但交情最厚,司马光被重用后,臣也骤然升迁。司马光建议恢复差役法,臣确实以为差役法不便,不免与其极力争论,而大多数台谏官们都在迎合司马光,以求升官。等到司马光去世后,这些人又妄图揣测官家和太皇太后支持司马光之言,于是不惜结党,以排异论,有进言差役法不便的,就会被攻击,臣自然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

    后来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名,谏官吕陶又上书论奏韩维专权用事。臣本是蜀人,与他们两人确实是旧相识,因此韩维之党,将这些一并算到臣头上,指为川党。

    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时任德州通判,而著作佐郎黄庭坚那时候监德州德安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想要在本镇推行市易法,而黄庭坚认为镇小民贫,不能忍受强制征收,如果推行市易法,必然导致百姓流离逃亡,于是黄庭坚得罪了赵挺之。

    后来赵挺之因为大臣推荐参加馆职考试,臣对众人说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足,岂能堪此大任?还有,赵挺之的妻父郭概担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郭概穿凿附会、隐瞒包庇。臣弟苏辙担任谏官时,曾弹劾过这件事,韩玠、郭概一并被贬斥责罚,赵挺之因此而厌恶臣。

    臣这两年之中,四次遭人弹劾,馆职考试的策题和草麻词都被人说是诽谤先帝,省试的榜单还没出,就被人弹劾说臣随意取士,以至于臣所推荐的官员也被臣牵连遭受诬蔑……

    当年先帝在时,李定、舒亶、何正臣以文字诽谤臣,致使臣获罪被贬黄州。如今臣草麻词有云“民亦劳止”,赵挺之认为这是诽谤先帝,如此颠倒黑白,和当年李定等人所行之事如出一辙。

    臣所举荐的黄庭坚、欧阳棐、王巩、秦观,皆被他们以子虚乌有的事来诬陷。臣又曾建言乞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皆深以为便,方行下相度,而台谏争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时至今日,臣每次见到吕大防、范纯仁都叹息,可惜此法不能推行……官家、太皇太后若觉得臣这些话太过狂妄,可以将臣所言之事交付朝外命人核实……如果核实臣所言非虚,就把这封奏章留到中省,臣再写一封乞求离京外任的奏章。

    苏轼将奏章上呈后,每日焦急的等待着。日复一日地过去,奏章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时光在苏轼的焦急等待中和朝中政敌不断地弹劾中悄然划过……此时已值闰十二月,忙碌的一年即将接近尾声,早已致仕多年的范镇溘然长逝,苏轼闻讯后悲痛不已。

    元祐四年。

    正月,吕公著因为足疾,请假在家养病,但仍心系朝政,上书言事。

    二月,吕公著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悲痛不已,命有关部门为其料理丧事,同时下诏赠其太师、申国公,谥正献。

    三月。

    胡宗愈在刘安世不依不饶二十次的弹劾下,终于被罢尚书右丞一职,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陈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