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农人们都去做工，这种地的少了，将来粮食产量怕是会受影响。”戴璨忧虑道。
崇祯哈哈笑道：“只要种地有利可图，自然会有人种地，粮食产量只会增，不会减。大明这几十年来之所以粮食不够吃，原因是人口大大增加，而土地却只有这么多，产出没有增加，自然不够吃。遇上灾荒，那就要饿肚子。所以想要增加粮食产量，那就要研究增加亩产的方法，要增加耕地总面积，还有就是从产粮国大量进口粮食。为政者，要解决实际问题，那必须要多动脑子，多结合实际，多尝试，万万不可死板教条。朕从前也是相信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在遭遇大灾荒时，也是真相信自己德行有亏，老天惩戒，于是不断的严于律己，发罪己诏，却没有一项举措真正的切合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酿成大祸。自从经历大祸后，朕才重生般醒悟过来，明白一切真知都在实践之中，而不是书本中，唯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可能治理好天下。这也是朕为何要常深入地方体察情况的原因。”
众人默默听着，似有所悟。尤其周星华自崇祯迁都金陵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崇祯新政风向，此时当面听了崇祯推心置腹一番话，不由有豁然开朗之感。唯独戴璨一脸灰白，儒家治国的理念在他的头脑里根植得太深，因此崇祯的言论对他来说实在是离经叛道，难以接受。
崇祯补充道：“要做成事情，尤其是要做成大事业，那必须要有非常大的动力才行。为了激励各级地方官发展经济，朕不但要将经济发展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决定升迁的第一要素，另外还特许将地方本级财政纯盈余的百分之一作为对地方官的额外奖励。”
周星华等此时对崇祯说的百分之一还没有多大感受，后来各地方财政收入在崇祯重商新政下迅猛增长，而应天府作为大明首都，财政纯盈余竟然达到可怖的上亿两白银，比崇祯新政前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还多几十倍，当个两三年的应天府尹、副官，拿几年的额外奖励，就可以成为妥妥的身家百万两银子（相当于另一时空天朝的七亿元）的大富豪。直到那时，地方长官们才成了崇祯大帝最坚定最忠实的拥趸。
崇祯感觉自己还没把话说完，继续说道：“朕鼓励各级地方官府大力发展经济，但不赞成官府直接经营企业、商社、工厂等经济组织，官府直接去经营去管理，大概率是管不过来也经营不好的。官府要找准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要像园丁培育幼苗一样呵护企业成长，又要像父母养育孩子一样为孩子的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企业的成长中，始终充当外部辅助的角色。”
王夫之运笔如飞的速记着崇祯的话，崇祯在地方考察时的言论指示都会印成密件发至县级以上行政主官和副官手中，这是崇祯指导地方工作的一种方法。
戴璨忽地朝崇祯跪下磕头，崇祯皱眉，道：“戴县令怎地如此爱跪？站着不能好好说话吗？”
戴璨道：“微臣冒死进谏，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官者，都当为君子，德行高尚，以义喻之，以德为表率，如此可无为而治。以利当先，利字当头，如此天下唯利是图，此取祸之道，乃邪道也！不可为之！微臣恳请陛下重拾以德治国的大道，才是苍生之福啊！”
崇祯微微笑着，淡淡道：“想不到戴县令倒是个当言官的人才。”说完也不再理会戴璨，转身离去。
戴璨明明是个地方官，崇祯却说他是个当言官的人才，想到昨日朝廷中抓捕了一大批触怒皇帝的清流言官，周星华不寒而栗，深恨戴璨这书呆子不识时务。周星华很奸臣地狠狠瞪了戴璨一眼，斥道：“德德德，德你马个比！你们这帮呆书生，说了上千年以德治国，可让天下老百姓吃饱穿暖？迂腐！”
戴璨讶然，“府尹大人，都是圣人门徒，何故口出秽言，有辱斯文？老百姓没有吃饱穿暖，正是德化不彰，小人当道，君子不显，因此世道艰难，若天子任人唯贤，人人都做道德君子，何愁天下不太平……”
“脑袋已经读书读坏掉了。”周星华深感孺子不可教地摇摇头，急步追赶崇祯去了。
王夫之走在崇祯身旁，大着胆子问道：“陛下方才所言爱财是人之本性，夫之倒也能够理解，但儒家不是教导我们修身养性，如此去除不好的本性，才可接近圣人人格吗？”
崇祯看看这个瘦瘦的却非常聪慧的年轻人，心知这年轻人心中此时定然充满困惑，所以才会鼓起勇气问自己。
“人的本性是以身俱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个个人，你要修身养性淡泊名利甚至四大皆空，这完全无可厚非，是你的个人自由和追求。但若要求天下人都去修身养性，都去改变自己的本性，都不食人间烟火，都去做圣人，那就是不切实际了。且看看教化了一两千年，可教化出几个圣人，可教化出一个大同世界？如果国君和官员们道德都能达到圣人那般的理想境界，朕也毫不怀疑天下能大治，问题是，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是实现不了的，这一两千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圣人就是圣人，能够成圣的，达到无私无我崇高道德境界的人，绝对不会多。治国一定要基于这个现实，要基于人的本性去制定政策，去完善制度，这样才能符合实际，让社会朝着治国者想要的方向发展。”
崇祯颇有感慨地说出这番算是对儒家道德治国理论进行抨击的话。儒家这种试图通过提升官僚阶层道德水平来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理论，在后世天朝也是大有市场，所谓的伟大领袖孜孜不倦地发起各种花样翻新的教育活动，大力倡导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但最后的效果却是然并卵，让明白人只能呵呵。
王夫之有种信念崩塌的感觉，幸好他这段时间已经被崇祯的“人民中心理论”洗脑洗得差不多了，有了新的精神信念和追求，不至于真的信念崩塌精神崩溃。
“只是……文官若贪财，为利驱使，天下岂不贪鄙横行？”
“朕说爱财是人之本性，可没说会容忍官员贪财。财富人人爱，如同人人都要吃饭穿衣，这是正常的需求。需求过度、没有节制即为贪，朕可不打算放纵贪婪。御史台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专门查贪官的。将来国家还要办公报，发动社会公众来监督官员，让贪污腐败行为无所遁形。官员们凭借正常的途径就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何必再去冒着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的危险去贪？朕相信大多数官员其实智商都挺高，会做理智的选择。”
王夫之被崇祯严密的逻辑折服了，他深觉这才是有雄才伟略的君主该有的深邃思想。当然，王夫之不会知道，崇祯之所以愿意对他说这么多，是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智慧，有意培养提点他。后来王夫之也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人民党载入史册的思想家之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这个时代，西方正是文艺复兴人才辈出，而东方也同样如井喷般冒出了宋应星、顾炎武、王夫之等等科学、思想革新的顶尖人才，可惜这样绝佳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却被女真野蛮人意外的入主中原生生打断，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停滞了三百年，让人扼腕叹息。
崇祯哈哈笑道：“只要种地有利可图，自然会有人种地，粮食产量只会增，不会减。大明这几十年来之所以粮食不够吃，原因是人口大大增加，而土地却只有这么多，产出没有增加，自然不够吃。遇上灾荒，那就要饿肚子。所以想要增加粮食产量，那就要研究增加亩产的方法，要增加耕地总面积，还有就是从产粮国大量进口粮食。为政者，要解决实际问题，那必须要多动脑子，多结合实际，多尝试，万万不可死板教条。朕从前也是相信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在遭遇大灾荒时，也是真相信自己德行有亏，老天惩戒，于是不断的严于律己，发罪己诏，却没有一项举措真正的切合实际，能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酿成大祸。自从经历大祸后，朕才重生般醒悟过来，明白一切真知都在实践之中，而不是书本中，唯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可能治理好天下。这也是朕为何要常深入地方体察情况的原因。”
众人默默听着，似有所悟。尤其周星华自崇祯迁都金陵后，一直在潜心研究崇祯新政风向，此时当面听了崇祯推心置腹一番话，不由有豁然开朗之感。唯独戴璨一脸灰白，儒家治国的理念在他的头脑里根植得太深，因此崇祯的言论对他来说实在是离经叛道，难以接受。
崇祯补充道：“要做成事情，尤其是要做成大事业，那必须要有非常大的动力才行。为了激励各级地方官发展经济，朕不但要将经济发展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决定升迁的第一要素，另外还特许将地方本级财政纯盈余的百分之一作为对地方官的额外奖励。”
周星华等此时对崇祯说的百分之一还没有多大感受，后来各地方财政收入在崇祯重商新政下迅猛增长，而应天府作为大明首都，财政纯盈余竟然达到可怖的上亿两白银，比崇祯新政前大明朝廷的财政收入还多几十倍，当个两三年的应天府尹、副官，拿几年的额外奖励，就可以成为妥妥的身家百万两银子（相当于另一时空天朝的七亿元）的大富豪。直到那时，地方长官们才成了崇祯大帝最坚定最忠实的拥趸。
崇祯感觉自己还没把话说完，继续说道：“朕鼓励各级地方官府大力发展经济，但不赞成官府直接经营企业、商社、工厂等经济组织，官府直接去经营去管理，大概率是管不过来也经营不好的。官府要找准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要像园丁培育幼苗一样呵护企业成长，又要像父母养育孩子一样为孩子的成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企业的成长中，始终充当外部辅助的角色。”
王夫之运笔如飞的速记着崇祯的话，崇祯在地方考察时的言论指示都会印成密件发至县级以上行政主官和副官手中，这是崇祯指导地方工作的一种方法。
戴璨忽地朝崇祯跪下磕头，崇祯皱眉，道：“戴县令怎地如此爱跪？站着不能好好说话吗？”
戴璨道：“微臣冒死进谏，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官者，都当为君子，德行高尚，以义喻之，以德为表率，如此可无为而治。以利当先，利字当头，如此天下唯利是图，此取祸之道，乃邪道也！不可为之！微臣恳请陛下重拾以德治国的大道，才是苍生之福啊！”
崇祯微微笑着，淡淡道：“想不到戴县令倒是个当言官的人才。”说完也不再理会戴璨，转身离去。
戴璨明明是个地方官，崇祯却说他是个当言官的人才，想到昨日朝廷中抓捕了一大批触怒皇帝的清流言官，周星华不寒而栗，深恨戴璨这书呆子不识时务。周星华很奸臣地狠狠瞪了戴璨一眼，斥道：“德德德，德你马个比！你们这帮呆书生，说了上千年以德治国，可让天下老百姓吃饱穿暖？迂腐！”
戴璨讶然，“府尹大人，都是圣人门徒，何故口出秽言，有辱斯文？老百姓没有吃饱穿暖，正是德化不彰，小人当道，君子不显，因此世道艰难，若天子任人唯贤，人人都做道德君子，何愁天下不太平……”
“脑袋已经读书读坏掉了。”周星华深感孺子不可教地摇摇头，急步追赶崇祯去了。
王夫之走在崇祯身旁，大着胆子问道：“陛下方才所言爱财是人之本性，夫之倒也能够理解，但儒家不是教导我们修身养性，如此去除不好的本性，才可接近圣人人格吗？”
崇祯看看这个瘦瘦的却非常聪慧的年轻人，心知这年轻人心中此时定然充满困惑，所以才会鼓起勇气问自己。
“人的本性是以身俱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一个个人，你要修身养性淡泊名利甚至四大皆空，这完全无可厚非，是你的个人自由和追求。但若要求天下人都去修身养性，都去改变自己的本性，都不食人间烟火，都去做圣人，那就是不切实际了。且看看教化了一两千年，可教化出几个圣人，可教化出一个大同世界？如果国君和官员们道德都能达到圣人那般的理想境界，朕也毫不怀疑天下能大治，问题是，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是实现不了的，这一两千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圣人就是圣人，能够成圣的，达到无私无我崇高道德境界的人，绝对不会多。治国一定要基于这个现实，要基于人的本性去制定政策，去完善制度，这样才能符合实际，让社会朝着治国者想要的方向发展。”
崇祯颇有感慨地说出这番算是对儒家道德治国理论进行抨击的话。儒家这种试图通过提升官僚阶层道德水平来达到社会治理目的的理论，在后世天朝也是大有市场，所谓的伟大领袖孜孜不倦地发起各种花样翻新的教育活动，大力倡导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但最后的效果却是然并卵，让明白人只能呵呵。
王夫之有种信念崩塌的感觉，幸好他这段时间已经被崇祯的“人民中心理论”洗脑洗得差不多了，有了新的精神信念和追求，不至于真的信念崩塌精神崩溃。
“只是……文官若贪财，为利驱使，天下岂不贪鄙横行？”
“朕说爱财是人之本性，可没说会容忍官员贪财。财富人人爱，如同人人都要吃饭穿衣，这是正常的需求。需求过度、没有节制即为贪，朕可不打算放纵贪婪。御史台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专门查贪官的。将来国家还要办公报，发动社会公众来监督官员，让贪污腐败行为无所遁形。官员们凭借正常的途径就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何必再去冒着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的危险去贪？朕相信大多数官员其实智商都挺高，会做理智的选择。”
王夫之被崇祯严密的逻辑折服了，他深觉这才是有雄才伟略的君主该有的深邃思想。当然，王夫之不会知道，崇祯之所以愿意对他说这么多，是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智慧，有意培养提点他。后来王夫之也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人民党载入史册的思想家之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这个时代，西方正是文艺复兴人才辈出，而东方也同样如井喷般冒出了宋应星、顾炎武、王夫之等等科学、思想革新的顶尖人才，可惜这样绝佳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却被女真野蛮人意外的入主中原生生打断，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停滞了三百年，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