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笑道：“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而作为社会治理者，我们思考问题应该是逆向思维、结果思维。一般人思考问题惯于直线思维，以为有人卖，才有人买。而其实是因为有了需求，有人买，才会有人卖。在这个关系中，买是问题的关键，是蛇的七寸。没抓住关键，把力气都用在非关键点上，那么无论怎样严厉的打击贩毒者，为了超额的利润，总会有人挺而走险，毒品自然禁而不绝，越禁越是泛滥。如同腐败问题，问题的关键点是制度的设计让腐败有空子可钻，能够获取超额利益，而只要腐败能够获取超额利益，那就是将贪官剥皮填草，仍然会有无数官僚会前腐后继，这就是人性，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害人的并不是人固有的贪欲，而是引诱人腐败的制度设计。”
马士英若有所悟。
“治理天下可是门大学问啊，并不是靠勤奋，靠的是诀窍，是眼光。朕从前在北平时日以继夜勤于政事，没有一日敢稍加懈怠，但却没有一件事情真正做好，那便是因为没有找到治理天下的诀窍。这便如一个没有掌握学习诀窍的学生，再努力，也终究只是个学渣而已。”朱由检感叹一番，又道：“话说远了，我们回到律法修订这个问题。朕重申，律法是工具，是我们治理社会的工具。只有做到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那才是好的工具，不然就要修改，要调整，甚至要废除。要以这个思路去修订律法。比如奸淫之罪，大明律第二十五卷，犯奸、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依朕看，从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的角度，完全没必要判绞刑，可用阉割去势之刑，这样既对潜在的奸淫犯罪起到足够的威慑，同时又能绝对防止其再次奸淫犯罪。”
把作案工具都没收了，自然没办法再次犯罪。见皇帝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马士英也只能被迫认真应对。略一沉吟，马士英道：“陛下不是颁布了诏令，废止阉人制度了吗？”
朱由检道：“朕废止的是故意阉割正常人，用阉人来服侍皇家的制度。那种制度不人道，不符合儒家精神，有违天和，必遭天谴，因此废止。而用阉割之刑惩治犯奸淫之罪之徒，则能有效减少奸淫犯罪，维护人伦，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善莫大焉。而且，阉割之刑只能用在奸淫之罪上，不得用在其他罪行的刑罚上。”
“那么通奸罪是否也算奸淫之罪？”
“通奸行为对社会伦理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但刑法应该尽可能少的介入人民的私人生活，因此，除了与军人配偶通奸纳入刑法实行阉割之刑外，其他通奸行为，都在民法中进行惩戒。为什么与军人配偶通奸要入刑法？这是因为军人远离家乡为国戎边征战，若是家中配偶与人通奸，那军心不稳，如何为国征战？其他通奸行为，可在民法中通过经济处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方式进行惩戒。”
朱由检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通奸关系，忽略了古代华夏男权社会对通奸的恐惧与痛恨，因为这关系到伦理纲常，而华夏古人对伦理纲常的维护简直到了顽固的程度。所以新《刑法典》、《民法典》草案故意通过某些渠道向社会公众透露试探后，社会公众对通奸罪几乎众口一词要求从重惩罚，刑部从善如流，做出妥协，将其他通奸罪亦纳入刑法范围，只不过还是只有与军人配偶通奸才会被判阉割之刑，其他通奸行为只是判处劳动教养，而且不告不立，还必须是通奸者的配偶亲自向官府告发，任何其他人告发都不予受理，并且需自行提供人证、物证，司法部门审核证据确实后方才受理。
为了让马士英进一步明白自己的立法思想，朱由检又举了个刑罚例子，“大明律中有一个罪行‘采生折割罪’，是拐卖年龄尚小的幼儿，人为地将孩子的手脚等肢体折断或斩下，让孩子以残障的形象乞讨求生，人贩子再把孩子乞讨骗来的钱财收走。对这一伤天害理的罪行，大明律判处不可谓不重，最轻的也是执行斩刑。但这类犯罪仍是屡见不鲜，何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捏住毒蛇的七寸。事实上，只要允许儿童乞讨，而儿童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就会滋生大量针对儿童的犯罪问题，其中最恶劣的‘采生折割’便随之而来，禁之不绝。所以，要真正消灭这一犯罪，那就必须立法禁止儿童乞讨，凡利用儿童乞讨者，无论跟儿童是什么关系，都判处劳动教养之刑。凡查明‘采生折割’者，无论其跟被折割儿童什么关系，都判处死刑，杀了了事。我仁义礼教之大明，断不给此等残害儿童者以容身之处。另外，立法禁止任何私自施舍儿童乞讨的行为，正是这种廉价的同情助纣为虐，导致逼迫残害儿童乞讨的罪行屡禁不绝。凡私自施舍儿童乞讨的，不，是一切私自施舍乞讨的行为，都按其施舍数额大小百倍、千倍的罚款，并将其判到劳动教养营进行短期劳动教育，让其明白廉价同情行为对儿童的间接伤害。”
马士英吃了一惊，皇帝这是要彻底禁绝乞讨啊，而古往今来，可以说有人类社会以来，乞讨现象就存在着，而且华夏的乞讨甚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帮派势力——丐帮，正是丐帮控制着“乞讨”这一行当，其间孽生出‘采生折割’等等罪恶勾当。皇帝要禁绝乞讨，那无疑就是向丐帮宣战，这在马士英看来是有着社会政治风险的。马士英不知道的是，朱由检通过东厂密探的情报收集，对丐帮的了解可比他马士英多得多，在朱由检看来，丐帮跟打行、私盐贩子、槽帮等等黑社会势力一样，都是精英统治集团巩固统治需要毫不留情打击的对象。
“陛下，禁止儿童乞讨，从根子上杜绝了戕害儿童用以乞讨谋利，此事功德无量。但要全面禁绝乞讨施舍行为，此事影响甚大，还需三思。”马士英尽量委婉的劝谏。
朱由检却反问道：“马卿看应天府辖区内现在可还有乞讨人员？”
马士英愣了愣，立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现在的应天府确实看不到一个乞丐，南京新政启动以来，如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大小建设工程，各种大小工厂、矿山，如同吞噬劳力的一个个黑洞，劳动力来多少就给吞噬多少，根本就不够用。至于没有劳力且无人照料的老弱，年龄小的被安排进各类新办学校学习，年龄大的老弱病残则被带强迫性的收容进了官府兴办的福利所，每天被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反正不让闲着，所以应天府是真没乞丐。
“应天府境内已无乞讨人员。”马士英是真明白过来了，掌握着国家暴力机构的朝廷只要认真起来，像丐帮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根本就无力反抗。
朱由检看着马士英，眼神清亮，“拐卖妇女儿童，按照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的精神，卿家以为其刑罚应如何修订？”
朱由检这是在考较马士英，他要确保马士英吃透了他关于修订律法的精神，方才能把修订律法这件大事放心交给马士英去办。
马士英凝神想想，道：“按陛下所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拐卖妇孺这条罪恶之蛇的七寸应是那些妇孺的买家。正是有庞大的买家市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去拐卖妇孺以牟利。因此，想要真正遏制此类犯罪，除了打击诱拐妇孺的贼人，还需要对购买妇孺的买家实行劳动教养这样的刑罚。如此没了买的人，自然诱拐犯罪亦会随之绝迹。”
朱由检赞许点头，补充道：“要彻底禁绝这种犯罪，需要完全禁止人口买卖，只要有人口买卖这种罪恶交易存在，那人口被诱拐的风险就存在着，骨肉亲人被诱拐分离的人间惨剧就会不断发生，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要禁绝人口买卖，这绝对是对社会的一次大变革。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人口的买卖可都是存在着。马士英知道禁绝人口买卖这件事所要面临的社会阻力有多大，但同时他又有种莫名的快感，一种真正的亲身参与实践儒家仁爱治国思想，实现王道乐土理想的快感，这种快感比从前蝇营狗苟混迹官场的感觉是要爽利得太多。而且，从皇帝迁都南京后展现的魄力、勇气、智慧和手腕，马士英对跟着皇帝改革政治充满信心。
“陛下对天下子民的仁爱之心，古之帝王没有能比得上的。”马士英由衷赞叹。眼角余光瞟到端坐殿角正在奋笔疾书起居注的汪学士，马士英心里激动难言。他很清楚今日这场奏对将载入史册，包括自己刚说的这句对皇帝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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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若有所悟。
“治理天下可是门大学问啊，并不是靠勤奋，靠的是诀窍，是眼光。朕从前在北平时日以继夜勤于政事，没有一日敢稍加懈怠，但却没有一件事情真正做好，那便是因为没有找到治理天下的诀窍。这便如一个没有掌握学习诀窍的学生，再努力，也终究只是个学渣而已。”朱由检感叹一番，又道：“话说远了，我们回到律法修订这个问题。朕重申，律法是工具，是我们治理社会的工具。只有做到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那才是好的工具，不然就要修改，要调整，甚至要废除。要以这个思路去修订律法。比如奸淫之罪，大明律第二十五卷，犯奸、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依朕看，从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的角度，完全没必要判绞刑，可用阉割去势之刑，这样既对潜在的奸淫犯罪起到足够的威慑，同时又能绝对防止其再次奸淫犯罪。”
把作案工具都没收了，自然没办法再次犯罪。见皇帝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马士英也只能被迫认真应对。略一沉吟，马士英道：“陛下不是颁布了诏令，废止阉人制度了吗？”
朱由检道：“朕废止的是故意阉割正常人，用阉人来服侍皇家的制度。那种制度不人道，不符合儒家精神，有违天和，必遭天谴，因此废止。而用阉割之刑惩治犯奸淫之罪之徒，则能有效减少奸淫犯罪，维护人伦，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善莫大焉。而且，阉割之刑只能用在奸淫之罪上，不得用在其他罪行的刑罚上。”
“那么通奸罪是否也算奸淫之罪？”
“通奸行为对社会伦理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但刑法应该尽可能少的介入人民的私人生活，因此，除了与军人配偶通奸纳入刑法实行阉割之刑外，其他通奸行为，都在民法中进行惩戒。为什么与军人配偶通奸要入刑法？这是因为军人远离家乡为国戎边征战，若是家中配偶与人通奸，那军心不稳，如何为国征战？其他通奸行为，可在民法中通过经济处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权等方式进行惩戒。”
朱由检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通奸关系，忽略了古代华夏男权社会对通奸的恐惧与痛恨，因为这关系到伦理纲常，而华夏古人对伦理纲常的维护简直到了顽固的程度。所以新《刑法典》、《民法典》草案故意通过某些渠道向社会公众透露试探后，社会公众对通奸罪几乎众口一词要求从重惩罚，刑部从善如流，做出妥协，将其他通奸罪亦纳入刑法范围，只不过还是只有与军人配偶通奸才会被判阉割之刑，其他通奸行为只是判处劳动教养，而且不告不立，还必须是通奸者的配偶亲自向官府告发，任何其他人告发都不予受理，并且需自行提供人证、物证，司法部门审核证据确实后方才受理。
为了让马士英进一步明白自己的立法思想，朱由检又举了个刑罚例子，“大明律中有一个罪行‘采生折割罪’，是拐卖年龄尚小的幼儿，人为地将孩子的手脚等肢体折断或斩下，让孩子以残障的形象乞讨求生，人贩子再把孩子乞讨骗来的钱财收走。对这一伤天害理的罪行，大明律判处不可谓不重，最轻的也是执行斩刑。但这类犯罪仍是屡见不鲜，何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捏住毒蛇的七寸。事实上，只要允许儿童乞讨，而儿童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就会滋生大量针对儿童的犯罪问题，其中最恶劣的‘采生折割’便随之而来，禁之不绝。所以，要真正消灭这一犯罪，那就必须立法禁止儿童乞讨，凡利用儿童乞讨者，无论跟儿童是什么关系，都判处劳动教养之刑。凡查明‘采生折割’者，无论其跟被折割儿童什么关系，都判处死刑，杀了了事。我仁义礼教之大明，断不给此等残害儿童者以容身之处。另外，立法禁止任何私自施舍儿童乞讨的行为，正是这种廉价的同情助纣为虐，导致逼迫残害儿童乞讨的罪行屡禁不绝。凡私自施舍儿童乞讨的，不，是一切私自施舍乞讨的行为，都按其施舍数额大小百倍、千倍的罚款，并将其判到劳动教养营进行短期劳动教育，让其明白廉价同情行为对儿童的间接伤害。”
马士英吃了一惊，皇帝这是要彻底禁绝乞讨啊，而古往今来，可以说有人类社会以来，乞讨现象就存在着，而且华夏的乞讨甚至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帮派势力——丐帮，正是丐帮控制着“乞讨”这一行当，其间孽生出‘采生折割’等等罪恶勾当。皇帝要禁绝乞讨，那无疑就是向丐帮宣战，这在马士英看来是有着社会政治风险的。马士英不知道的是，朱由检通过东厂密探的情报收集，对丐帮的了解可比他马士英多得多，在朱由检看来，丐帮跟打行、私盐贩子、槽帮等等黑社会势力一样，都是精英统治集团巩固统治需要毫不留情打击的对象。
“陛下，禁止儿童乞讨，从根子上杜绝了戕害儿童用以乞讨谋利，此事功德无量。但要全面禁绝乞讨施舍行为，此事影响甚大，还需三思。”马士英尽量委婉的劝谏。
朱由检却反问道：“马卿看应天府辖区内现在可还有乞讨人员？”
马士英愣了愣，立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现在的应天府确实看不到一个乞丐，南京新政启动以来，如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大小建设工程，各种大小工厂、矿山，如同吞噬劳力的一个个黑洞，劳动力来多少就给吞噬多少，根本就不够用。至于没有劳力且无人照料的老弱，年龄小的被安排进各类新办学校学习，年龄大的老弱病残则被带强迫性的收容进了官府兴办的福利所，每天被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反正不让闲着，所以应天府是真没乞丐。
“应天府境内已无乞讨人员。”马士英是真明白过来了，掌握着国家暴力机构的朝廷只要认真起来，像丐帮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根本就无力反抗。
朱由检看着马士英，眼神清亮，“拐卖妇女儿童，按照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的精神，卿家以为其刑罚应如何修订？”
朱由检这是在考较马士英，他要确保马士英吃透了他关于修订律法的精神，方才能把修订律法这件大事放心交给马士英去办。
马士英凝神想想，道：“按陛下所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拐卖妇孺这条罪恶之蛇的七寸应是那些妇孺的买家。正是有庞大的买家市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去拐卖妇孺以牟利。因此，想要真正遏制此类犯罪，除了打击诱拐妇孺的贼人，还需要对购买妇孺的买家实行劳动教养这样的刑罚。如此没了买的人，自然诱拐犯罪亦会随之绝迹。”
朱由检赞许点头，补充道：“要彻底禁绝这种犯罪，需要完全禁止人口买卖，只要有人口买卖这种罪恶交易存在，那人口被诱拐的风险就存在着，骨肉亲人被诱拐分离的人间惨剧就会不断发生，人民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要禁绝人口买卖，这绝对是对社会的一次大变革。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人口的买卖可都是存在着。马士英知道禁绝人口买卖这件事所要面临的社会阻力有多大，但同时他又有种莫名的快感，一种真正的亲身参与实践儒家仁爱治国思想，实现王道乐土理想的快感，这种快感比从前蝇营狗苟混迹官场的感觉是要爽利得太多。而且，从皇帝迁都南京后展现的魄力、勇气、智慧和手腕，马士英对跟着皇帝改革政治充满信心。
“陛下对天下子民的仁爱之心，古之帝王没有能比得上的。”马士英由衷赞叹。眼角余光瞟到端坐殿角正在奋笔疾书起居注的汪学士，马士英心里激动难言。他很清楚今日这场奏对将载入史册，包括自己刚说的这句对皇帝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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