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中篇小说）张宝同201786
我爸爸死了，我们家只剩下了唯一一条路可走，跟着妈妈回老家。我们虽然没回过老家，但常常听妈妈说起老家，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家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但是，妈妈的话有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常地疑惑，因为我们老家有那么多的房子和土地，怎么会贫穷呢？但从我妈妈那坚定的神色中，我们还是对老家充满着莫名的恐惧。每当我们做出不听话的事情，妈妈就用“回家当农民”的话来威胁我们。可是，她却不知道我们对这句话从来都是置若罔闻，就像我儿子在听我痛讲我们家的“革命家史”。
我妈妈真地不想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她坐在洛河的河边，一直在放声地大哭。哭得连太阳都给吓住了，惊恐地要往山下钻；哭得天色都突然地变得阴沉起来。工地上的工人都下班回家了，河岸两边空无一人，十分地宁静，而我妈的哭声就在宁静的河谷两边不停地回荡着。
我和姐姐立在妈妈的身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妈妈我饿。因为我们都一整天没吃饭了。可是，妈妈只是一个劲地哭死哭活，根本不管我们。我哥哥从十多里外的平隆庙集镇上的学校放学回来了，他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看妈妈在哭，而我们却在喊着要吃饭，就对我和姐姐喊着要我们把嘴闭住。看着他咬牙切齿要挥拳打我们的样子，我和姐姐吓得不敢再吭声了。于是，我们三人就立在妈妈的身边跟着她一起哭着。
大概到天要黑下来的时候，在建筑工地看材料的老严头可能是已经接班了，听到了我妈的哭声，从堆积着大堆大堆的水泥、木料和钢筋的铁丝网围起的围栏里出来，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老严头其实并不老，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可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整天板着个脸，让人感觉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工程处里的职工差不多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自愿军，而他却是当年从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中死里逃生的八路。如果从年龄上来说，他自然是整个工程处的老大。所以，大家都在背地里叫他老严头。
他戴着一顶蓝色的单布帽子，穿着一身很旧很厚的工作服，手握着一根有大姆指粗的一米多长的钢筋，钢筋的一边打磨得十分尖厉，一边弯成手把，就像捅煤火炉子的炉条。这是他用来保护工地建筑材料的武器。
他走到我们面前，看着我妈哭成了那样，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半天才对我妈说，高嫂别哭了，人去了，再哭也哭不回来了，天黑了，快带着孩子回去吧。说着，也不敢把我妈从地上拉起，而是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往窑洞那边走去。我妈看着孩子们都回了家，也只好从地上爬起，擦着眼泪回了家。
妈妈一整夜都在哭，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她只是在默默地抽泣。我们虽然没有听到她的哭声，可是，第二天早上却看到她的眼泡又红又肿。妈妈越是不停地哭，让我们越是感到恐慌和不安。其实，对我来说，在我人生豁然醒悟，对眼前的世界开始有意识有印象时，我爸爸已经去了西安，所以，我对爸爸的印象完全来自于相框里的那张全家照。全家照里又没有我那死去的妹妹。而我还在妈妈的怀抱里。所以，我当时对妈妈没完没了地痛哭实际上是很不理解，对我们家所面临的危机也没有什么直观认识。所以，让我叙述我们家这段沉痛的悲剧，不免会有浅薄与模糊之感。
也许是老严头把我们家的事告知了工程处的领导，第二天一早，工程处的领导和工会主席来到了我们家，并送来了一些慰问品。因为我爸爸不在了，而那些恤金和救济的钱一股脑地全让我那该死的爷爷给卷走了，所以，我们家当即就揭不开锅了。其实，我妈妈这时已经哭累了哭乏了哭不出眼泪了，只是坐在床边呆呆地发愣。可是，让工程处的领导们一劝一说，我妈妈又开始嚎啕大哭起来。那些领导见我妈越劝越是哭得厉害，也就不再劝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离开了。
晚上，工会来人把我妈叫到了工地上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盏马灯，把屋里照得若明若暗。屋里坐着四五个人，而老严头和工会王主席就坐在桌旁。王主席让我妈坐在老严头的对面，而老严头正坐在一个长凳上，低着头在吸着烟卷，不敢把头抬起来看我妈。
天都这么黑了，他们不但没下班回家，还把我妈叫了过来，这让我妈感到非常地莫名其妙，一脸疑惑地看着王主席。而屋里的其他人却都在看着我妈。因为近来一连串的悲惨遭遇，我妈妈天天以泪洗面，眼珠充血，眼泡肿起，面孔也一下瘦了许多，人显得极度憔悴，仿佛再有一点打击就会彻底崩溃。她坐在桌旁把头低着，死去男人会让女人感到极度的羞辱和自卑，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这种可怜的表情。
王主席沉默了一会，对我妈说，老高和我们都是很好的兄弟，他已经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可你和孩子还要活下去。听着王主席说这话，我妈抬起头来，目光直直地盯着王主席，期待着他能给我们家指出一条生路。王主席停顿了一下，又说老严这一辈子没结过婚，他和老高过去都是一个班里正副班长，现在老高死了，你们家一下子陷入了绝境，而他又不忍心看着你们家可怜，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和老严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样你和孩子就有了生活的指靠，而老严也能有个家了。
王主席是老严头一个县的近老乡，过去常常和我爸在一起喝酒，他说的话不光是代表组织，而且也带有一些兄弟般的情意。但是，他的话不是在跟我妈商量，而是代表组织在做决定。我妈用十分吃惊的目光看着老严头。老严头依然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而王主席和旁边的其他人都在用征切的目光看着我妈。虽然是组织决定，但还得要我妈开口表态。
我爸爸死了，我们家只剩下了唯一一条路可走，跟着妈妈回老家。我们虽然没回过老家，但常常听妈妈说起老家，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家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但是，妈妈的话有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常地疑惑，因为我们老家有那么多的房子和土地，怎么会贫穷呢？但从我妈妈那坚定的神色中，我们还是对老家充满着莫名的恐惧。每当我们做出不听话的事情，妈妈就用“回家当农民”的话来威胁我们。可是，她却不知道我们对这句话从来都是置若罔闻，就像我儿子在听我痛讲我们家的“革命家史”。
我妈妈真地不想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她坐在洛河的河边，一直在放声地大哭。哭得连太阳都给吓住了，惊恐地要往山下钻；哭得天色都突然地变得阴沉起来。工地上的工人都下班回家了，河岸两边空无一人，十分地宁静，而我妈的哭声就在宁静的河谷两边不停地回荡着。
我和姐姐立在妈妈的身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妈妈我饿。因为我们都一整天没吃饭了。可是，妈妈只是一个劲地哭死哭活，根本不管我们。我哥哥从十多里外的平隆庙集镇上的学校放学回来了，他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看妈妈在哭，而我们却在喊着要吃饭，就对我和姐姐喊着要我们把嘴闭住。看着他咬牙切齿要挥拳打我们的样子，我和姐姐吓得不敢再吭声了。于是，我们三人就立在妈妈的身边跟着她一起哭着。
大概到天要黑下来的时候，在建筑工地看材料的老严头可能是已经接班了，听到了我妈的哭声，从堆积着大堆大堆的水泥、木料和钢筋的铁丝网围起的围栏里出来，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老严头其实并不老，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可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整天板着个脸，让人感觉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工程处里的职工差不多都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自愿军，而他却是当年从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中死里逃生的八路。如果从年龄上来说，他自然是整个工程处的老大。所以，大家都在背地里叫他老严头。
他戴着一顶蓝色的单布帽子，穿着一身很旧很厚的工作服，手握着一根有大姆指粗的一米多长的钢筋，钢筋的一边打磨得十分尖厉，一边弯成手把，就像捅煤火炉子的炉条。这是他用来保护工地建筑材料的武器。
他走到我们面前，看着我妈哭成了那样，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半天才对我妈说，高嫂别哭了，人去了，再哭也哭不回来了，天黑了，快带着孩子回去吧。说着，也不敢把我妈从地上拉起，而是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往窑洞那边走去。我妈看着孩子们都回了家，也只好从地上爬起，擦着眼泪回了家。
妈妈一整夜都在哭，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她只是在默默地抽泣。我们虽然没有听到她的哭声，可是，第二天早上却看到她的眼泡又红又肿。妈妈越是不停地哭，让我们越是感到恐慌和不安。其实，对我来说，在我人生豁然醒悟，对眼前的世界开始有意识有印象时，我爸爸已经去了西安，所以，我对爸爸的印象完全来自于相框里的那张全家照。全家照里又没有我那死去的妹妹。而我还在妈妈的怀抱里。所以，我当时对妈妈没完没了地痛哭实际上是很不理解，对我们家所面临的危机也没有什么直观认识。所以，让我叙述我们家这段沉痛的悲剧，不免会有浅薄与模糊之感。
也许是老严头把我们家的事告知了工程处的领导，第二天一早，工程处的领导和工会主席来到了我们家，并送来了一些慰问品。因为我爸爸不在了，而那些恤金和救济的钱一股脑地全让我那该死的爷爷给卷走了，所以，我们家当即就揭不开锅了。其实，我妈妈这时已经哭累了哭乏了哭不出眼泪了，只是坐在床边呆呆地发愣。可是，让工程处的领导们一劝一说，我妈妈又开始嚎啕大哭起来。那些领导见我妈越劝越是哭得厉害，也就不再劝了，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离开了。
晚上，工会来人把我妈叫到了工地上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盏马灯，把屋里照得若明若暗。屋里坐着四五个人，而老严头和工会王主席就坐在桌旁。王主席让我妈坐在老严头的对面，而老严头正坐在一个长凳上，低着头在吸着烟卷，不敢把头抬起来看我妈。
天都这么黑了，他们不但没下班回家，还把我妈叫了过来，这让我妈感到非常地莫名其妙，一脸疑惑地看着王主席。而屋里的其他人却都在看着我妈。因为近来一连串的悲惨遭遇，我妈妈天天以泪洗面，眼珠充血，眼泡肿起，面孔也一下瘦了许多，人显得极度憔悴，仿佛再有一点打击就会彻底崩溃。她坐在桌旁把头低着，死去男人会让女人感到极度的羞辱和自卑，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这种可怜的表情。
王主席沉默了一会，对我妈说，老高和我们都是很好的兄弟，他已经死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可你和孩子还要活下去。听着王主席说这话，我妈抬起头来，目光直直地盯着王主席，期待着他能给我们家指出一条生路。王主席停顿了一下，又说老严这一辈子没结过婚，他和老高过去都是一个班里正副班长，现在老高死了，你们家一下子陷入了绝境，而他又不忍心看着你们家可怜，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和老严结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样你和孩子就有了生活的指靠，而老严也能有个家了。
王主席是老严头一个县的近老乡，过去常常和我爸在一起喝酒，他说的话不光是代表组织，而且也带有一些兄弟般的情意。但是，他的话不是在跟我妈商量，而是代表组织在做决定。我妈用十分吃惊的目光看着老严头。老严头依然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而王主席和旁边的其他人都在用征切的目光看着我妈。虽然是组织决定，但还得要我妈开口表态。